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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价值不等于事实，而是由内在目的所实现的功能，但它必须附丽于事实。

四端既是性，那何者为情呢？夫喜怒哀乐，情也。情者，光之发于物者也。

船山认为心统性情是自含原上言：盖曰‘心统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因此，若要将性之用显发出来，就须将情不善之可能引导为善之现实，而此种引导正是前文所讲的于末返本、于情治性，将情为善之可能转化为现实，并遏制情为不善的可能性。因此，情是随性之功夫而呈现善恶的，这就弥补了朱子善情显善性逻辑下的不足(恶情如何显性)。[7]31 此处的先儒即是指朱子，阳明认为不能以心静时为体，心动时为用，动静是变化的，体用是不变的，静之时可以见其体，也可以发其用。[5]334于朱子而言，四端者乃发之于心，其言性情必分动静，心便包得未动、已动，故而朱子情出于心之意便是从心之动言情。

在心统性情层面，船山认为朱子存在心性相混之嫌，反对朱子以主、兼解统字，其实质是反对朱子笼统论述心性情而弱化性之地位。接着，他进一步论述到：人心括于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统性。总之，冯友兰的三史六书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著述，在研究范式、基本范畴、核心问题、历史线索以及史料考订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悼会由陈毅元帅主持，葬于八宝山公墓。这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是相互支援的。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这为他们日后毕生友好合作共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1年，汤用彤任北大教授后与冯友兰、钱穆、蒙文通、张东荪、梁漱溟等人更是时相过从，切磋学问。汤用彤与冯友兰先后于1918年和1919年赴美留学，通过天人学会印的通讯继续维系他们当初复兴中国文化的共同理想。

有鉴于此，本文尽可能综合全史，搜求各类一手资料，在论述他们长达半世纪君子之交的过程中，力图展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作用，以期对学人有所启益。此间，汤用彤在昆明对任继愈谈到我国南北人才的差异时说：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芝生，南方少见。    二、中年共事合作——初创中国哲学学科 冯友兰与汤用彤在20年代仍常有来往。其条件为：在大学任教授十年以上，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并对于本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

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友兰，委员有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四人。该会用意在于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接着，汤用彤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被推举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皆行校长之职。冯友兰于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后不久，经好友张广舆介绍，欣然递交志愿书而入会。

中国哲学会以《哲学评论》为会刊，由冯友兰主编。该会要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外，还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新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

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胡适的《楞伽宗的研究》、汤用彤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等，标志着中国哲学家各自创立学术研究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1940年，中国哲学会在昆明开年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常务理事，汤用彤、宗白华、胡适、张君劢、张东荪、方东美等为理事，冯友兰依然担任《哲学评论》的主编。

此四字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亦吾人方针所向。7月，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正在重庆候机北上的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周炳琳等教授联合上书教育部转国民政府痛陈：一代通才，竟遭毒手。贺麟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冯友兰、汤用彤为委员。冯友兰是现代最富通识和原创力的哲学史家兼哲学家，汤用彤则被目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佛学家和哲学史家之一。1935年4月13日至15日，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理所具备的外在规范作用，正是救治国民散漫、虚浮的良药。上世纪这些学者间的相互启发、共同切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1924年，他把《天人损益论》和《一种人生观》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会议论文由《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为《燕园论学集》一书，次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们的治学领域各有侧重，又有相合之处，共同在玄学、佛教史、道家道教、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贡献。儒林同感痛惜，佛教史有未完篇。

1936年，汤用彤于《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一期发表《汉魏佛教的两大系统》(第一届中国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在《哲学评论》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关于〈肇论〉》(第二届哲学年会报告摘要)。冯友兰与汤用彤、金岳霖等人当选为哲学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1938年2月，冯友兰和汤用彤、朱自清、陈岱孙等11位教师同路，从长沙坐汽车出发，经广西到越南再转往昆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1954年，汤用彤与冯友兰同往《人民日报》社开会后，汤用彤不幸患脑溢血，特护治疗数月方脱险，此后长期卧病。此会当时编译了一批西方哲学名著，有力推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主持校务，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安置在南岳衡山脚下，由冯友兰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会主席兼文学院长。

该文的写作引发冯友兰对于哲学史的兴趣，奠定了他以后哲学史工作的方向。1942年10月，由冯友兰主笔，汤用彤、雷海宗、郑天挺、陈序经、杨石先等各院院长、系主任共25人联名致函校领导，毅然拒绝教育部的一项专款，并请将原信附录转呈教育部。

1964年劳动节上午，汤用彤因心脏病去世，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遗憾是研究计划还没完成。然而客居异国犹如寄人篱下，物质享受难慰乡愁。本文在论述他们长达半世纪交往的过程中，展现其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作用。1946年8月，冯友兰应邀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前贤对冯友兰与汤用彤在创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方面的比较研究非常薄弱。

该书收录有冯友兰撰写的文章《佛教和佛学的主题——神不灭论》，这是汤用彤生前与冯友兰共同感兴趣而常谈的话题。同年《哲学研究》创刊，汤用彤、冯友兰皆任编委。

从天人学会制定的会章、会簿、介绍书和志愿书来看，虽有似美国大学的兄弟会，但该会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使其已具备了党派的一些性质，汤用彤与冯友兰等在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正是汤用彤、冯友兰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哲学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